这个时代更需要诗歌
诗人、学者、翻译家北塔
北塔，诗人、学者、翻译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原研究员、世界诗人大会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莎士比亚研究分会秘书长，曾受邀赴美国等近50国参加各类文学、学术活动，包括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等，曾率中国诗歌代表团出访秘鲁等约30国。有作品被译成罗马尼亚文等近20种外文，曾在国内外多次获奖。已出版诗集《滚石有苔》等各类著译约30种。有“石头诗人”之称。
“我与青岛的故事，足够写一本书。”近日，著名诗人北塔来青参加由琴岛作家协会、海韵艺术中心等联合主办的“解域——域外诗写作是一种解域性行为”主题讲座。北塔的开场白就是对青岛进行诗意化的“凝视”。他认为，域外诗是中外文化交流产生的结晶，青岛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示范区，所以在这里谈域外诗写作最合适。北塔还回忆，他1995年第一次来到青岛，这座滨海城市尤其是大海给他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他干脆将这种情愫转化为“为你写诗”的激情，为青岛留下了一大组诗《可怕的美》。
在讲座上，北塔作为主讲嘉宾，与哈萨克斯坦汉学家杜肯·玛斯木汗教授、世界诗人大会中国办事处副秘书长王桂林，青岛市作协副主席、诗人高伟等度过了一个诗意的仲夏日，一起探讨诗歌之于这个时代的意义，以及诗歌创作的全球化文化意义。
北塔认为，在这个时代，尽管一部分人很功利，但还有一部分人追求审美人生；尽管一部分人很“形而下”，但还有一部分人有“形而上”的思维或需求；尽管大部分时候我们需要理性、法度和逻辑，但有时我们也需要抒情、游戏和随意；尽管有时候我们人云亦云，但有时我们也需要清醒、反思和独立；尽管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候都在辛苦劳作，但还有少数人在少数时候要歌吟。因此，这个时代正如任何时代，人类都需要诗歌；或者说，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诗歌来安慰、鼓励和超越。
诗歌需要且允许出新出奇
记者：“北塔”这个笔名非常有趣，是因何而来？
北塔：我笔名的来由有点复杂，我只说思想方面的内涵吧。我喜欢塔。塔可以看作诗歌的一个隐喻，两者有多个相似点：都无用、都扎根大地、指向天空、都很沉重但都轻盈欲飞。当然，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塔是力比多（生命能量）的象征。诗歌承载天理，但也是人欲的载体。“北”指的是方向。自古以来，尤其是人类进入现代文明即世俗化文明阶段之后，由于诗歌始终是一个（也许是唯一一个）未被也是不可能被商品化的种类，在政治经济主导的场域，诗人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找不着北的群体——没有所谓正确的方向。再加上诗人有时自己也这么感慨或招供，比如徐志摩一再吟叹“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因此，我自嘲地通过取笔名的机会自我提醒：要找着北，要有方向感，要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不过，我内心里认为，我们诗人其实是有方向的，而且坚持行走在自己的方向上，拒绝随风摇摆、见风使舵；只不过，我们的方向跟俗世的可能不一致。我们的方向力争与人类最本质的性情和最终极的追求高度一致。
记者：您个人的诗歌创作思维如何形成，又有何新的诗歌创作投射于新时代？
北塔：我个人的诗歌创作思维成因比较复杂，而且形成过程相当漫长。我最早的诗歌阅读要回溯到少儿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时代语境和家庭环境的局限，我那时候所能接触到的基本都是课本上和报刊上的作品，即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歌。我的处女作是在我上初二的时候完成的，当时读到课本上作为延伸阅读材料的诗作《黄山松》，作者张万舒先生时任新华社驻安徽记者（我到北京工作后见过他），他的想法和写法都很传统。比如：“好！黄山松/我大声为你叫好/谁有你挺得硬/扎得稳，站得高/九万里雷霆，八千里风暴/劈不歪，砍不动，轰不倒！”
我模仿这首豪迈之作，写了一首沉雄的诗，题为《路》。这首诗得到当时语文老师的厚爱，他在课堂上公开朗诵并赞评。这种“鼓励式”教育，给予一个初中生巨大的文学自信。
《黄山松》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像堤坝一样被筑在我思想和表达的河流里，我思想的水只能通过坝下的小小孔洞流动。后来我花了极大力气才慢慢地、艰难地消解掉那种板结的思维和固化的语言。甚至我认为可能至今它也没有完全从我的脑际和心底消除。还好，进入高中阶段情况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我们苏州市盛泽中学图书馆不仅藏书丰富，而且有特别新的书刊。作为一个敏感而好奇的文学青年，我立即被现代主义尤其是象征主义的思想和艺术所吸引、服膺。不久之后，又接触到了朦胧诗，在书店里买到了《朦胧诗选》，开始大量阅读并学习这些先锋诗歌，从而使自己的诗歌创作思维（相对同龄人而言）比较早地转入现代主义轨道。这种“新流派”的诗歌，帮助我不断地拆除固化的思想堤坝，让新文本的活水在个人诗歌的语境里畅流起来。
现代主义思维的精髓之一就是创新，而且要达到让人目不暇接甚至震惊颤栗的程度。1857年，波德莱尔推出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象征主义诗集《恶之花》。浪漫主义巨擘雨果读到后，赞之曰：这是令人战栗的作品。其实，这是符合诗歌创作的本质要求的。因此，对于自我要求推陈出新的诗人来说，每个时代都是新的。我现在大学里讲授的一门课就是创意写作，我引导文学青年们维新是务。
另外，我提倡现代主义写作理论，要求写作从此时此地出发。因此，在我的文字中，有大量新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现象的投射——当然，用的不是直射而是折射或反射的策略。
诗歌与AI的彼此投射
记者：您是当代著名诗人，世界诗人大会副主席，请问如何看待AI对诗歌写作带来的裨益？中国诗歌在国际诗坛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有哪些？
北塔：关于AI对诗歌写作带来的裨益，我曾在鲁迅文学院的一个讲座里谈及，这里概述一下我的主要想法：AI对诗歌写作带来的裨益有，但并不大。AI能极好地模仿甚至超过平均化的智能化的写作，即依赖脑神经的写作。在这方面，AI的影响不小；但真正的或者说我认可的诗歌不仅是脑力作用的结果，而是创作主体要全身心参与的成果，尤其要有“心”和“肠”的参与。我曾调侃AI写作是“脑满肠不肥”的行为，而且是没心没肺的行为。它对诗歌写作带来的裨益还非常有限。而且，我预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局限都会存在。因为信心满满的AI工程师们目前努力的最大方向是所谓的人机合体——无非是在机器上接入脑神经，他们走的依然是“唯首主义”或“唯智主义”的思路。
AI对我本人的诗歌写作带来的裨益尤其小，几乎没有。我只让AI帮我写过一首诗，而且是意外发生的。我本来要让AI谈谈对它自己，即AI写作的看法，结果出来的竟然不是一段评论性或自辩式文字，而是一首诗，题为《硅晶的夜莺》。说实话，我不得不承认，那是一首质量相当高的诗。因此，我反复思考：为何它的质量比较高。我的研究结果是，那是一首诗论诗。虽然是诗的形式，但还是评论，而评论所需要的恰恰是脑力、智力和理性思维。这是这首诗胜出的主要原因。顺便说一下，我有时不得不承认，AI写的许多评论文章胜过许多评论家。因此，AI对诗歌评论的写作影响更大、大得多。
目前，中国诗歌在国际诗坛的参与度和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有大量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被外国读者所阅读和研究。比如，北岛、杨炼和西川等都是国际诗坛响当当的人物，他们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获得过许多国际奖项。
在这次由琴岛作家协会主办的我的作品分享会上，有一位嘉宾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汉学家杜肯教授。他就翻译过少量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中外诗人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无论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都在加速度推进。许多诗人都有走出去的愿望，出版中英文双语诗集成为中国诗歌出版的一个方兴未艾的现象。跟我出国访问过的诗人也以百计。十几年来，本人也把许多中国诗人的作品翻译成英文，推介到国外。
中国诗歌的译介是有意义的
记者：您作为诗人与翻译家，如何选择国外诗歌的文本，所翻译的诗歌作品对个人写作有何影响，对当代国内诗歌界起到了什么作用？
北塔：我选择国外诗歌的文本大概有以下几个渠道：首先是机缘，正好碰到一些优秀的诗人。比如，我翻译过墨西哥诗人帕切科的作品，因为我曾与他受邀参加同一届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我翻译过美国诗人蔚雅风教授的作品，因为他曾两度邀请我参加他在波士顿操持的中文诗歌节。其次是专业。比如，我翻译研究莎士比亚的作品，因为我是英文专业的教授、莎士比亚研究会的秘书长。再者是阅读。有时我读到一些新的杰作，拍案叫绝之余，就想让更多中国的同行分享，于是便翻译了出来。最后是约稿。报刊社和出版社等来约我翻译，如果我的时间合适，我会适当地“接活”。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个人的喜好，因此，我翻译的作品对我写作的影响还是非常大。比如，我曾跟西川一起翻译米沃什的自传。无论是在立场还是在修辞上，米沃什都是我的榜样。我跟他一样，也把写作看作历史的见证和自我的反思。《米沃什辞典》采用的是字母顺序排列法，我后来出版的诗集《石头里的琼浆》借鉴采用的是拼音顺序排列法。我曾率中国诗歌代表团专程去米沃什的故乡波兰古都克拉科夫访问交流，并拜谒他的故居（只挂牌、未开放），我还写了一首米沃什风格的诗来纪念这次未遂拜谒的感受。我的翻译作品在国内文学界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许多诗人都读过《米沃什辞典》，许多小说家都读过《八堂课》（库切的长篇先锋小说）。（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燕）
青岛日报2025-08-047版
责任编辑：程雪涵
